司馬相如,是我國漢代大辭賦家,大文學(xué)家。是繼屈原之后啟辭賦首創(chuàng)者。他給漢代和我國文學(xué)中,樹以獨(dú)特文體形式規(guī)范,他的“漢賦”對當(dāng)時和后期、后世,都有極大的影響。一直到今天,這種格體新形文法仍是啟發(fā)和效仿的特寫格律,也唯之而稀貴。這種古風(fēng)遺產(chǎn),這位千古傳留的大作家,與我梓潼有一定淵緣歷史故事,我們不得不對他要深入的重溫舊課和懷念。
一、司馬相如其人
據(jù)“史記”及有關(guān)史資記載,司馬相如生于漢文帝前元元年即公元前179年,卒于漢武帝元封六年(公元前117年)。字長卿,蜀郡成都人,少時好讀書,學(xué)擊劍,小名犬子,慕藺相如為人,更名相如。初進(jìn)長安用錢捐為“郎”,事奉孝景帝任為“武騎常待”(管理出行隊伍)后不自愿,而景帝不好辭賦,又從梁孝王,與其一些有學(xué)問的人游景研討文學(xué),作成《子虛之賦》。過幾年回成都,“家貧無以自業(yè)”,與“臨邛(今邛崍)縣令王吉相友善”,其縣最大富翁卓王孫宴請縣令,約他同去,飲酒間,請他撫琴,卓王孫其女“文君新寡”,在屏內(nèi)窺聽,相如奏“鳳求凰”一曲“挑意”,文君“心悅”,相如送了小禮,通往信息后,倆夜奔回成都。而相如“家居徒四壁立”一無所有,其父大怒,說不成才的,雖不忍殺她,不給一分錢。后她們又回臨邛,向她兄弟借錢開酒店,“文君當(dāng)爐、相如滌器”兩口買酒,通過旁人勸說,又才分給“與子同等財產(chǎn)”,回成都“買田宅,為富人”。
漢武帝執(zhí)政間,政治穩(wěn)定,喜辭賦,見《子虛賦》很賞識,“令狗監(jiān)楊德意”召入京,在出城北十里“升仙橋”,立誓言:“不乘赤車駟馬,不過汝下也”,后為“駟馬橋”。入京后,又“拜為郎”,后命平“西南夷”,撫安少數(shù)民族,功績顯赫,“乃拜相如為‘中郎將建節(jié)住史’之職”。后因“受金”,“失數(shù)”,誤疑有貪財而“失官”,后又復(fù)召為“郎”。
“相如口吃而善著書,常有消渴病,與卓氏婚饒于財”,不想-,“未與公卿國家之事,常稱病閑居”,有時陪皇上去獵野,并講些哲理從傍勸諫為君之道。后“相如拜為孝文園令”。
晚年,“相如既病免,家居茂陵”(今西安北,是當(dāng)時最大帝陵),因病而故,年六十二歲。
二、司馬相如其著作
司馬相如自幼好學(xué)勤讀,善著作,因此他一生中大作如山,尤以創(chuàng)新文體特別一格形式的“漢賦”,更為古風(fēng)大雅,給后世遺留下尚存的賦,精華的就有20余首,其中最為名篇的《子虛賦》、《大人賦》、《長門賦》等,其文有《喻巴蜀椒》、《難蜀父老》、《諫獵疏》、《封禪文》等。他在《子虛賦》里,以虛構(gòu)“子虛”與“烏有”對白之式,壇述自己文思意景,尤其在《上林賦》中寫道“撞石之鐘,立萬石之虛,建翠華之旗, ……鼓奏陶氏之舞,聽葛天氏之歌,千人唱,萬人和,山陵為之震動,山谷為之蕩波。”其詞語之豪壯,激人奮發(fā)。他覺得漢文帝好射獵,形式奢侈而誤政,百姓受災(zāi),他用很溫婉言詞而又代諷諫,所謂“勸百諷一”,雖然皇帝聽用的少,但也激啟世人的愛國之心。所以作品全部被人取盡,死后“家無遺書”。
三、司馬相如與梓潼
在從成都到長安古金牛道中,長達(dá)千里之遙,對司馬相中現(xiàn)有遺跡,除成都有“撫琴街”和“文君酒”、“文君酒家”,及城北十里的“駟馬橋”而外,全國唯一以漢辭賦大家司馬相如命名的“長卿山”只有梓潼,其因有故。
司馬相如一生南北往返路經(jīng)梓潼五次。漢景帝前元年(公元前156年)第一次游學(xué)到京都長安,過梓潼,登山賞景,留宿于山夜讀而去,五年后回四川;第三次是他《上林賦》被武帝贊賞,建元三年(公元前138年)被召入京路過,漢武帝元興六年(公元前129年)受命平“西南夷”南下,武帝翔元年(公元前128年),治夷有功上京復(fù)命帶夫人同又登山觀景,就在這五過梓潼兩次登山,并在山穴讀過書,故有“讀書巖”。所以才有明皇幸蜀賜名“長卿山”,延遺至今。
四、司馬相如后記
根據(jù)司馬相如的史資看,他不但是辭賦家及漢賦鼻祖,大文學(xué)家,而且也是一位有謀略的武將,他文武雙全。尤在青年時期他和卓文君之婚,他不顧身高名貴,文君打破封建的清規(guī)戒律,自愿奔婚,給現(xiàn)代的“一見鐘情”和自由婚姻有一定影響,他的浪漫生活史,有人稱他為風(fēng)流文豪。他文才杰出創(chuàng)新,武功顯躍,可以說是真正的文滔武略之奇才,這也造就了他愛國憂民的高尚品質(zhì),他特殊的性格表現(xiàn)在青年“拜武騎常待”,不是他理想事業(yè)辭職還鄉(xiāng),又在平定“西南夷”拜為“中將建節(jié)住史”后,不愿為官,不“與公卿國家事,常稱病閑居”,可謂清高風(fēng)度。但有誣他“失金”(或受金)之誤,這也對他不滿不樂,雖后“拜孝文園令,清居茂陵,后患“消渴病”而故。雖他離去二千余年,但他的遺跡是偉大的,他這種遺痕產(chǎn)物是偉大的。所以司馬遷給他寫了長篇專輯“列傳”,并稱贊他為“大雅”。